聲音是流動的歷史，從黑膠唱片聽台灣百年

Apr 3, 2024

2024年3月，《Fountain新活水》第40期。*點擊欣賞全文縮圖。*（圖：文總提供）

◎本文原刊登於《Fountain新活水》雜誌第40期，若有引述需求，請註明作者、出處及連結：https://reurl.cc/ZegNGg

〈聲音是流動的歷史，曲盤中的台灣百年〉

自錄音技術發明以來，乘載聲音的媒介不斷變革。黑膠唱片曾風行數十年，接著逐漸被卡式錄音帶、CD和mp3取代，近年來卻又神奇地出現復甦趨勢，不僅銷量大增，相關討論與研究也愈來愈盛。聲音是流動的歷史，我們不妨藉著「黑膠復興」的潮流，回顧台灣舊時的唱片工業與文化風貌吧！

文｜王立柔

除了觀賞現場演出，以前的人是怎麼聽音樂的呢？

「但聞其聲而不見其人，所謂蓄音器者，內地多既製作也。」這段話出自一八九八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是台灣人最早接觸到留聲機的紀錄，描述日治時期一名廣東人來到台北大稻埕的茶館，用時稱「蓄音器」的留聲機播放傳統戲曲的唱片，藉此賺了一筆，也讓觀眾大開眼界。

當時距離美國科學家愛迪生發明留聲機已二十一年，距離圓盤形唱片出現則是十一年，台灣與國際接軌的速度似乎稍慢一拍，但跟上潮流後，發展得倒也頗為迅速；一九〇〇年代，除了報紙上看得到販售留聲機的廣告，用留聲機播放唱片──當時亦稱曲盤──也逐漸成為音樂會、節慶典禮或政府官員宴請貴賓時的餘興節目。

｜一九一〇年代，首批台灣音樂唱片，誕生！｜

根據文獻記載，不少人首次見到這些新奇的玩意兒時，紛紛震驚地以「鬼語」、「妖怪變化」、「鬼物」來形容，換成現代的流行語，就是「這究竟是什麼妖術？」但很快地，台灣人也親身加入「施展妖術」的行列──一九一〇年，株式會社日本蓄音器商會（簡稱日蓄）來台設立據點，並於一九一四年安排十五名台灣樂師遠赴東京錄音，發行史上第一批台灣音樂唱片。

不過，這批珍貴的歷史文物至今尚未全部出土，因為日治期間的唱片多為蟲膠唱片（shellac disc），材質主要取自東南亞及印度一帶膠蟲（Kerria lacca）的分泌物，質地硬且容易碎裂，與一九四〇年代末期興起、用聚氯乙烯（PVC）製成的黑膠唱片迥異。蟲膠唱片經過一百多年的動盪，不見得都能安然無恙，又或者是完好無缺，卻不知埋沒在島上的哪個角落。

所幸從目前已經尋獲的唱片，仍能稍加了解一九一四年這批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從唱片編號推估至少有六十一張，且多數印著日蓄的經典商標，即一隻展翅的金色老鷹，唱片圓標上註明「FORMOSA SONG」。排序最前的唱片是《一串年／大開門》，兩首曲子各佔一面，是北管音樂中常用於吉祥喜慶、傳統戲劇或迎賓送客的鼓吹樂。

此外，雖然錄音樂師多為客家籍，但根據徐登芳、林良哲與黃士豪等人的收藏及考證，這批作品除了客家音樂以外，也包括本土第一張歌仔戲唱片《三伯英台》及多首台語歌曲。

遺憾的是，這批唱片銷售成績不甚理想，部分原因與唱片、留聲機仍屬「奢侈品」有關。早從一九〇七年起，台灣大都市就出現販賣留聲機的商家，但一台要價二十元至上百元，等於是台灣籍教師一個月至五個月的薪水，每張唱片的售價則為一至二元，將近教師十分之一的月薪，故初期的消費者多為酒店、鐘錶店及俱樂部，而非個人或家庭。

｜庶民娛樂市場漸趨活絡｜

隨著愈來愈多低階產品開始削價競爭，留聲機的銷量才漸漸成長。到了一九二六年，有報導指出：「今春以來，小型蓄音器進貨恐怕已有二萬台以上。」正因為台灣娛樂市場的潛力始終存在且不容小覷，日本阪神地區的一家小公司「金鳥敷島印」（簡稱金鳥印，又稱特許公司）也在該年年初為台灣藝人錄音，挾著價格低廉的唱片進軍台灣市場。

比起幾乎全由蟲膠製成的唱片，金鳥印唱片以厚紙板為基底，僅在表層薄塗一層蟲膠，成本較低，因此價格也約為日蓄唱片的一半。只是金鳥印所宣稱的產品特色──腳踩手打都不會碎裂、音量大聲、無唱針雜音、加倍耐用──綜觀現今收藏家的說法，沒有一項能通過時間的考驗，只恨沒辦法向消基會投訴而已。無論如何，低價策略對於日治時期的庶民百姓而言，想必效果還是不錯。

一方面感受到金鳥印的來勢洶洶，一方面為了回應日本人想買「台灣聲音土產」的市場需求，日蓄也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再度發行台灣音樂唱片。特別的是，日蓄這次遠聘日本技師來台，讓一群知名藝旦與南北管樂師省去辛苦跋涉，直接在台北灌錄唱片，再運回日本製作。於是一批包括南北管音樂、京劇小曲及歌仔戲的唱片誕生了，同年以紫色鷹標開始販售，日蓄更大動作地刊登報章廣告，以「真正本島名班，頭等華音曲盤」作為標榜。

｜一九三〇年代的百花齊放｜

至此，唱片內容仍以傳統音樂及戲曲為主。但一九三一年，第一首由唱片公司標示為流行歌的曲子出現了，象徵著台灣音樂界進入新的紀元。

依據徐登芳、林太崴及黃裕元等人的考證，改良鷹標公司該年以「流行歌」名義發行〈烏猫行進曲〉；「烏猫」是指作風活潑、打扮時髦的女性，「行進曲」則是當時日本流行歌行銷最成功的曲式。從結果來看，〈烏猫行進曲〉面世後並未造成熱潮，反而是台灣古倫美亞公司（簡稱古倫美亞）隔年發行的電影主題曲〈桃花泣血記〉才掀起轟動。

因此，也有人認為〈桃花泣血記〉實質上才是台灣第一首流行歌，而這點在音樂界尚無定論。不管如何，一九三〇年代被公認為台語流行歌的黃金時期，合稱「四大金剛」的鄧雨賢、王雲峰、邱再福、蘇桐即是這個時期的重要作曲家，〈雨夜花〉、〈望春風〉及〈月夜愁〉等歌曲也從此傳唱至今。

一九三〇年代亦是台灣唱片業百花齊放的時期，陸續出現數十個品牌互別苗頭：「紅利家」與「黑利家」是古倫美亞中低價位的副牌，將不同階層的客群盡收掌中；「勝利」以小狗作為商標，開發出深具實驗性的「流行小曲」；「羊標」是台灣本土第一個自創品牌，後來改為「奧稽」，總發行量僅次於古倫美亞，曾邀民間戲團灌錄布袋戲唱片；「鶴標」發行了台灣早期第一批最有系統、數量高達三十張以上的南管音樂，與「泰平」並列採擷及保存台灣民謠的先驅；「美樂」以客家音樂為主力，獨樹一幟；「日東」四處挖角流行音樂人才，另外也錄製台語基督教聖歌及長篇歌仔戲唱片……

｜熱潮未久，時代一波三折｜

可惜榮景不長，一九三七年，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台灣總督府也隨之推行皇民化運動，對娛樂活動多加管束，封殺許多本土戲劇及音樂，即民間俗稱的「禁鼓樂」；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蟲膠唱片的原料遭到管制，且帶有英語等「敵性語」的唱片遭到取締。種種干擾下，唱片發行業很快衰頹。

二戰結束後，台灣先是經歷一段唱片進口時期，至一九五〇年代首度出現本土唱片工廠，唱片公司也紛紛成立。一九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國內登記有案的唱片公司一度高達約三百家，惟本土語言的音樂及戲劇在官方「國語政策」之下受到打壓，即使仍有不少台語、客語、原住民歌謠及傳統戲曲唱片產出，其活力無法徹底揮灑。一九八〇年代起，黑膠唱片則逐漸被卡式錄音帶、CD取代，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幾乎已從市場上消失。

｜黑膠不死，只是休眠｜

但事實證明，黑膠唱片從未消失，只是休眠。

「半世紀前引領風騷的黑膠熱，似乎有復甦之勢，包括二手原版老黑膠與新製的重刻片，都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二〇〇七年，《台灣光華雜誌》描繪了黑膠復興的跡象。同年，誠品以「黑膠文藝復興運動」為題舉辦展覽及講座，串聯大廠牌的影響力推廣黑膠文化。

放眼國際，美國的黑膠唱片銷量從二〇〇六年起也一路攀升，到了二〇二二年更是超越CD，且最熱賣的唱片往往出自深受Z世代喜愛的巨星，例如流行天后泰勒絲（Taylor Swift）、嘻哈天王拉瑪（Kendrick Lamar）和怪奇比莉（Billie Eilish），顯示黑膠市場有一定比例的顧客是一九九〇年代末期才出生的年輕人。

在這個銀髮族也學會用串流平台聽音樂的時代，為何年輕人忙著小心翼翼挪動唱針？有人說這與復古無關，而是黑膠唱片比較好聽──相對於數位科技製成的CD，黑膠唱片是用類比技術來儲存音樂，模擬的音波曲線與真實的聲音一樣具有連續性，現場擬真度高，音質較細膩、厚實；CD的數位訊號則無法完美呈現聲波的形狀，且修剪時會去掉一些原聲波的訊號，令人聽起來感覺「生硬」。

然而，英國物理學者包威爾（John Powell）在《好音樂的科學》中提醒，唯有都使用很好的設備且唱片保存良好時，這兩種音訊才有比較基礎，何況曾有實驗顯示，連「發燒友」都不容易分辨聽的是否為CD，換成對此沒有特別研究的人恐怕更聽不出來。

｜無效率、參與感，以及雜音的浪漫｜

無論「聽功」如何，音質確實不是一切。三創黑膠館館長劉懿鋒曾對《遠見雜誌》描述：「把黑膠唱片小心拿出、置入唱盤、放下唱頭，再走回座位聆聽的過程，儀式感十足！很像是在看一場秀，或追一場音樂劇。」《老派科技的逆襲》作者賽克斯（David Sax）也提到播放黑膠唱片時的參與感：「需要動用到手、腳、眼、耳，甚至需要張口吹掉唱片表面的塵埃……而且就是因為比較沒有效率才讓人獲得更多的樂趣。」

沒有效率是一種浪漫，就像狀態不佳的古董唱片也可以很夢幻。在吉田篤弘以七十八轉唱片為靈感的小說《78》中，一位經營咖啡館的女孩說，「每當聆聽時出現某個唱片受損的雜音，我的腦中就不禁出現與音樂無關的聯想，像是這張唱片究竟是在何時何地受損的呢？」

書中另一個角色則熱愛蟲膠唱片播放時的「雜音」，他相信那是現場錄音時空氣振動的證明：「我反而每次都因為那陣沙沙聲聽得入迷，畢竟那可是四、五十年前空氣的聲音啊……傳入我們耳中時正代表此時此刻空氣振動的頻率恰巧如同半世紀之前，分毫不差啊！」

無論種種詮釋是否科學，都說明了傳統曲盤的魅力──當我們浮想聯翩地聆聽著前人的樂音，無形中也為唱片刻畫上更多的痕跡，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故事。

｜參考文獻｜

《來聽歌吧！當台語老歌遇上黑膠唱片展覽專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3。
Jess Weatherbed, “Vinyl overtakes CD sale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87.” The Verge, 2023.
大衛・賽克斯。《老派科技的逆襲：黑膠、底片、筆記本如何面對數位狂潮還能屹立不搖》。周佳欣譯，行人，2017。
王櫻芬。〈殖民化與全球化：從日治時期音樂學者的調查記錄看臺灣原住民音樂的變遷及其成因〉。《民俗曲藝》，2005，頁4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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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崴。《玩樂老臺灣：不插電的78轉聲音旅行，我們100歲了！》。五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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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讓均、吳淑華。〈聽慣串流音樂的Z世代，為何回頭追捧黑膠唱片？〉。《遠見雜誌》，2024。
約翰・包威爾。《好音樂的科學I：破解基礎樂理和美妙旋律的好聽秘密》。全通翻譯社譯，大寫，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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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登芳。《留聲曲盤中的臺灣：聽見百年美聲與歷史風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
張夢瑞。〈古董黑膠風華再現〉。《台灣光華雜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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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裕元。《流行歌年代記》。晨星，2023。
黃裕元。《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
葉龍彥。《台灣唱片思想起1895–1999》。博揚，2001。

工作手記

今年春節期間為《新活水》寫了3月的「文化膠囊」，主題是黑膠唱片。

原本以為這麼多人研究過的題目應該很簡單，開始做功課以後卻覺得頭痛，正因為太多人研究過，一不小心就會變成抄襲或沒有誠意的大雜燴，如何選擇角度、彙整資料和梳理脈絡很重要。初步蒐集文獻後，我決定要以「台灣唱片發展史」為主軸，最後再談及黑膠復興的潮流，來個有點浪漫的收場，且目標讀者不限於發燒友，也包括一般大眾。

雖說是唱片發展史，但礙於篇幅和心力，只能聚焦在日治時期，戰後著墨較少，有些期刊論文談及戰後的客家唱片、原住民族音樂唱片等等，這次頂多塞一點點資訊到年表裡，深感遺憾。為了維持內文敘事的流暢，唱片的基礎知識如SP、LP是什麼也解釋得相對淺顯，並利用年表來偷渡。

這篇文章提到的事情都很久遠，因此花了很多心力查證，尤其是不同研究之間的出入。比方說，大多數研究都認為1926年初金鳥印公司曾在日本為台灣藝人錄音，但也有一位研究者說金鳥印公司是在台北成立臨時錄音室。所以錄音地點到底在台灣還是日本？這件事很重要，是因為同年中旬有另一家公司日蓄在台灣錄製唱片，普遍被認為是「第一次」發生在台灣的商業錄音活動。但如果金鳥印年初就是在台灣錄音，真正的第一次當屬金鳥印才對。

奇怪的是，各研究在這件事情上用的是同樣的文獻，即1926年9月12日《臺灣日日新報》，為什麼結論會不同？這時候只能去找原始文獻，於是我從線上公共圖書館下載了《臺灣日日新報》，再驚擾通曉日文的親友，才發現問題出在當時的新聞欠缺句讀，在理解上會造成歧義 — — 某串話到底是在修飾前面還是後面的對象？沒錯，這件事跟翻譯有關，但會弄錯也情有可原，因為單就一篇報導很難確認，必須搭配其他已知的客觀事實，方能判斷怎麼解讀才正確。我最後得出的結論與大多數研究一致，金鳥印公司1926年初的錄音地點在日本，首度在台灣進行商業錄音的公司是日蓄。

能夠完成文章，衷心感佩眾多研究者和收藏家的努力，正所謂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把主要用到的書籍、期刊論文都列入參考文獻，避免讀者誤會這些出自我的第一手研究，更期望感興趣的人會自行閱讀這些資料。既然這次運用的資料比較嚴肅，條列時也應景地採用了MLA第九版學術論文格式（以前覺得這些格式很煩，現在覺得有格式確實比較整齊）。而《新活水》的編輯和設計很厲害，儘管多了一個參考文獻的框框，仍完成美麗大方的排版。

總之，我很喜歡寫文化膠囊的文章，那等於是有人指定一個題目，讓我根據既有知識去發想、延伸，是一種有框架的自由，能趁機多讀書、多學習也很快樂。